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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史上最毒舌的作家，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肯定会占据一个候选席位。她以《焚舟纪》《明智的孩子》等作品成为伊恩·麦克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石黑一雄等人心目中的“文学教母”，也是女性主义的象征。 她在《删除咒骂》书写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来源——那些男权社会的规训：“许多年间，我被人告知应该怎么想，怎么管好自己，怎么写作，甚至由于我是个女人，男人们认为自己有权告诉我如何感受，但后来我不听他们的话，试图自己弄清楚，而他们还是不住嘴。哦，天啊。于是我开始还嘴。” 至于伴侣，她引用了达戈贝尔特国王对他的狗留下的一句遗言：“再好的伴侣，也不会好到无法与之分离。” 虽然是多年前的作品，但安吉拉·卡特的很多观点都说在了我的心上，比如“比起食不果腹或主要由淀粉构成的单一饮食结构，种类多样的垃圾食品还是要有营养得多。”现实中太多人觉得粥能“养胃”，粥粉面更干净，其实毫无科学根据。他们还认为洋快餐是垃圾食品，认为有着统一标准的洋快餐还比不上入货渠道与后厨都不知啥样的粥粉面。遇到这种人，仅仅从常识和智力出发，是不可能将之说服的。 她对战后英国的生活方式也相当不满，所以在书中的《一份蛋饼，一杯红酒》篇目里写道：“这场洋洋得意的猪圈文化甚至入侵了《卫报》的页面。” 《删除咒骂》是安吉拉·卡特十五年间的书评合集，主题五花八门：叙事、文化、女性……从《哈扎尔辞典》到《爱尔兰民间故事》，从《简·爱》到《源氏物语》，从“美食主义”到好莱坞，从正在消亡的农民生活到紧身胸衣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安吉拉·卡特不仅毒舌，而且还经常讲脏话。她在《删除咒骂》中写道：“我在自己的圈子里是出了名地爱爆粗口。这是个常见的矛盾现象——那温言细语的中年英格兰淑女，一被激怒就破口大骂。这要怪我的父亲，他既非英格兰人也非绅士，而是个苏格兰记者，他传给了我粗俗的语言和对印刷品的喜爱，因此在过去的十五年多时间里，他的女儿一直坚持撰写书评，又一直煞费苦心地用蓝笔画去她的本能反应（‘烂透了’），以便给出更均衡而客观的评价。” 成长环境对安吉拉·卡特影响很大，并不仅仅体现在脏话上，还因为“父母都在十五岁那年离开学校，他们是最后一代脑子里对书报充满好奇的人……我们吃饭时也摊开书本。在每顿饭的间隙，尤其是食物定量配给时期，母亲喜欢读烹饪书。上学时，我们是班上唯一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人。父亲退休后，他们终于有了一台，据说是给他看新闻用的。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不过安吉拉·卡特终究是特立独行之人，她在父母的阅读爱好中得到了良好习惯，但天才从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束缚，所以她坦言父母对书的喜好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书到底只是思想的载体——像瓶子一样；重要的是书的内容。” 对于“书”，安吉拉·卡特认为最关键的是“叙事”。“所有的书都包含叙事，连烹饪书和汽车维修手册也一样。叙事是用语言写下的，却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当作家们创造一种让故事在其中展开的时间时，他们都在创造一种仿制时间，也在与我们的时间、读者的时间，即读故事所需的时间玩一种复杂的游戏。一个好作家能让你相信时间是静止的。” 我喜欢她对《简·爱》的评价。她在书中写道：“夏洛蒂·勃朗特的观察和感受太清晰深刻了。她用传奇剧的情节和夸张，说出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达的内容。然而，《简·爱》还是一本极具个人色彩的小说，散发着一种私密的白日梦气质，它藏在浪漫主义梦境的外衣之下，避免了暴露和自我审查。中年重读《简·爱》，会隐隐感到一丝尴尬；希望世界善良一些，不是对简，而是对那个创造简，并借此栩栩如生地表现自己的希望、恐惧和渴求的女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她不算善良，知道悲伤和死亡与名气相伴而来。她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她给予了《简·爱》一个现代的女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就像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独为爱而生》中的特蕾莎·霍金斯一样，也像多丽丝·莱辛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和她们一样富有力量，这是超出一个传说人物常规维度的品质。如果她没有英年早逝，英语小说的发展进程可能就不一样了。原本一切皆有可能。” 但安吉拉·卡特也直言，潜藏在《简·爱》激进女性主义和非现实性幻想构架之下的，是欲望的释放与驯化，罗切斯特的命运和简的命运，都被夏洛蒂·勃朗特拿捏在手，但这种拿捏并非全然是超越时代的独立女性气质。所以安吉拉·卡特讥讽道：“夏洛蒂·勃朗特笔下这不满足的艺术源于包法利夫人的境况，一个嗜书的处女渴望一种现实经历很少提供的意义”，继而又直言“在一切伟大的小说中，《简·爱》最接近垃圾”。 卡特的女性主义与夏洛蒂·勃朗特完全是两回事，既非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情境，也非同一种思维模式。“删除咒骂”并非妥协，而是拿起了更好的利器——讽刺，这是她最擅长的。 （转自自媒体：欧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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